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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操不只是中国汗青上知名的政治家、头脑家、文学家，并且其对音乐之孝顺，亦不容小觑，中国古代重要乐种清商乐，便首创于曹操。 清商乐鼓起于曹魏时期，上承汉代相和歌之传统，下启隋唐燕乐之先声，以三曹(曹操、曹丕、曹植)为焦点的建安文人集体，不只促成乐府民歌的文人化转型，更让清商乐申明鹊起。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卷四十四“清商曲辞”云：“清乐者，九代之遗声。其始即相和三调是也，并汉魏以来旧曲，其辞皆古调及魏三祖所作。”钟嵘《诗品序》亦言：“降及建安，曹公父子，笃好斯文……彬彬之盛，大备于时矣”。 曹植言乃父“躬著雅颂，被之瑟琴”(《武帝诔》)，《曹操集》所收诗歌20余首，皆为乐府歌辞。汉乐府曲辞大多采自民间，格调不高。曹操对音乐有着凶猛兴趣，其夫人卞氏本是卖唱的女乐，故“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，好音乐，倡优在侧，常以日达夕”(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注引《曹瞒传》)，常常彻夜达旦、废寝忘食地聆赏民歌时调。就在垂死之际，曹操还留下遗令，要求将生前所用的歌伎乐队所有安放到铜雀台，每月的月朔、十五两天，还要拉出来热热闹闹地演奏一番，让本身在地府之下也能浏览到人间间美好的音乐，对音乐的挚爱可谓至死不渝。 “建安之后，全国文士遭罹兵战。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，每每横槊赋诗，故其抑扬怨哀悲离之作，尤极于古。”(元稹《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》)曹操于兵马倥偬之际，不废吟咏，“登高必赋，及造新诗，被之管弦，皆成乐章”(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注引王沈《魏书》)，他填写的乐府诗如《蒿里行》《短歌行》《步出夏门行》《薤露行》等在其时就众口相传，风靡一时。 作为鲁迅笔下“改革文章的祖师”，曹操在乐府歌诗的创作中，不蹈袭前人成法，不绝追求新变。《短歌行》，据崔豹《古今注》云：“长歌、短歌，言人寿命黑白，各有定分，不行妄求”，布满宿命论的古老见识，而曹操创作的《短歌行》在咏唱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许”的同时，又融入其爱才如命、一统全国的宏愿壮志，“山不厌高，海不厌深，周公吐哺，全国归心”，给这首古曲注入了全新的内在与意境，遂成千古名篇。《蒿里行》《薤露行》，古辞皆为丧歌，而在曹操笔下则成为形貌东汉末年董卓暴行和军阀混战的叙事歌曲，“生民百遗一，念之断人肠”。《步出夏门行》为汉代乐府相和歌中的瑟调曲，原是叹息人生无常，追寻求仙得道，被曹操改革成《观沧海》《冬十月》《河朔寒》《龟虽寿》等四首抒情咏志的不朽乐章，“幸乃至哉，歌以咏志”。清人陈祚明《采菽堂古诗选》言其“名言鼓动，千秋使人慷慨。孟德能于三百篇外，独辟四言声调，故是绝唱”。 曹操对音乐的亲爱还被编排成“一场音乐会激发的血案”。在合肥市杏花公园有个名曰“筝笛浦”的景点，《搜神跋文》云： 庐江筝笛浦，浦有大舶，覆在水中，云是曹公舶船。尝有渔人夜宿其旁，以船系之，但闻筝笛弦节之声及香气氤氲。渔人又梦人驱遣，云：勿近官船。此人惊觉，即移船去。相传云曹公载数妓，船覆于此，今犹存焉。 这个传说在民间不绝演化，成为一个情节完备的故事：昔时金斗门外与淝水相接处，洪流浩大，芦苇茂密，水中有岛，花竹繁盛，风物秀美，张辽在悠闲津大北孙权后，曹操乘坐一条懂得船，与众将士在船上狂饮欢庆，并找来歌伎在船上奏乐助兴。表演到了飞腾，众将士一齐涌向曹操欢呼致敬，致使大船失去均衡，船覆人翻，乐极生悲。曹操天然被人救起，歌妓则香消玉殒。从此每到夜里，这里便会如倩女幽魂般响起铮铮奏乐之声，“筝笛浦”由此得名。明清时期，金斗河蜿蜒流过溺妓覆舟的古筝笛浦，碧树黄鹂，流水淙淙，渔郎钓艇，雾笠烟蓑，风物如画。清嘉庆八年的《合肥县傅郭城图》上仍标有筝笛浦，曾任合肥知县并主编《嘉庆合肥县志》的左辅有诗云：“搜神寻旧浦，浪说绮罗纷。艳质一时尽，清歌那里闻。落花销别琯，荒梦散朝云。回顾西陵树，何曾驻夕曛”。现在筝笛浦已改建成一处人工湖。 魏文帝曹丕对音乐的喜爱不让乃父，游宴赏乐、选色征声成为其诗歌创作的源泉，在《与吴质书》中，曹丕写道：“每至觞酌风行，丝竹并奏，酒酣耳热，仰而赋诗，当此之时，突然不自知乐也”。其弟曹植也记实曹丕宴饮时歌乐并举的气象，“齐人进奇乐，歌者出西秦”(《侍太子坐》)。曹丕还能自弹自唱，“《短歌行·仰瞻》一曲，魏氏遗令，使节朔奏乐，魏文制此辞，自抚筝和歌。歌者云，贵官弹筝，贵官即魏文也”(《古今乐录》引王僧虔《技录》)。曹丕的《燕歌行》被视为我国七言歌诗之嚆矢，诗中更是明晰提到“援瑟鸣弦发清商”，足见清商乐在其时已是家弦户诵。 陈思王曹植更有“学富五车”之誉，能干音乐，以“古曲多谬误”，“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”，改编成传播至今的《鼙舞歌》五首。曹植还被尊为中国释教音乐的首创人，一次他在东阿县鱼山嬉戏，“忽闻空中梵天之响，清雅哀婉，其声动心”，引发其创作灵感，“植深感神理，弥悟法应，乃摹其声节，写为梵呗，撰文制音，传为后式，梵声显世，始于此焉”(《法苑珠林·呗赞篇》)，这即是被列入第二批国度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鱼山梵呗。 因为统治者的非凡兴趣，曹魏在中央机构中专门设立了清商署，曹操逍遥河北迁都邺城后，起铜雀台，尽兴歌舞声色，“乐终古而未央”。据胡三省《资治通鉴》注云：“魏太祖起铜爵(雀)台于邺，自作乐府，被于管弦。后遂置清商令以掌之，属光禄勋”，将曹操制作铜雀台作为清商乐鼓起的源头。南朝王僧虔亦言：“今之清商，实由铜雀，魏氏三祖，风骚可怀，京洛相高，江左弥重”(《宋书·乐志》)。 曹操不单雅好乐府民歌，对宫廷雅乐也加以生涯与规复。雅乐在“汉末大乱，众乐沦缺”的逆境中，更以积年兵燹不止，其规复与重建天然坚苦重重。曹操逍遥荆州后，喜获乐人杜夔。杜夔“以知音为雅乐郎”，能干音律，“聪思过人，丝竹八音，靡所不能”，只是不善于歌舞演出。曹操录用杜夔为军谋祭酒，“参太乐事，因令创制雅乐……总统研精，远考诸经，近采故事，教习讲肄，备作乐器。绍复先代古乐，皆自夔始也”(《三国志·杜夔传》)。颠末曹操等人的不懈全力，曹丕即位后不久(黄初二年)，雅乐已具备相等局限，一时刻真是“思宏昔人，咸与更始”，杜夔也由此升任太乐令、协律都尉。 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(公元220年3月15日)，曹操在洛阳病逝。他基于实际主义创作伎俩，兼以雄伟之想象，对乐府诗的体制举办了斗胆刷新，发壮心，抒激情，示意出尚实精力与通达作风。曹操对汉乐府的改革，拓宽了乐府音乐的创作规模与艺术示意力，为其成长注入新的活力，这对清商乐的形成以致中国音乐史的走向，均发生了深远影响，历经1800年的光阴流转，依然熠熠生辉。 (作者：黄敏学，系绍兴文理学院艺术学院副传授、硕士生导师) |
